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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地人谈:热情加无聊--北京人的废话怎这么多
早年,北京人就有四大标准:一口京腔,两句二黄,三餐佳馔,四季衣裳。吃不吃的没什么关系,首先是唱。
皇族子弟德君(王旁)迷京剧义无反顾,朝廷想到他祖上好歹是个封疆大吏,多次要给他官做,可他只想唱戏,绝不做官,这就是唱戏的榜样。
这地方的人都喜欢唱,不准他们唱就跟不准成都人打麻将是一个道理,是一种残酷的调节人口数量的狠办法。唱当然又分唱什么歌,在公园里的圈子就是这样划分的,唱民歌革命歌的不跟京剧来往,唱京剧的也不跟其他杂牌搅合,都是艺术,最纯最伟大的最革命的艺术,每天晚饭刚过,院子里、河边、公园里,到处都是唱歌的人,插不进,挤不出,声震天地,耳根从没个清净的时刻。
北京人骂人“不着调”,是以,会不会唱歌是个绝对普遍标准。
北京人必须要学会叫好,当然是从京剧开始,然后是各种演出,也包括西方歌剧和交响乐,我一直怀疑“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也是这么叫出来的。生在北京,不会叫好,那不是北京人,什么时候都叫好,那还不是北京人。
所以这其实很难掌握,至少你要与民同乐,要会听,这就是一个槛。当然,也有就不叫好的,那是使畔子,是恶作剧,只是,老成正经的北京人好不容易逮着一个串通好的不正经机会,那就比的是脑花儿了。
听得久了,又发觉有些叫好纯粹是冲着嗓门去的。有一现成的例子:清朝伶人王虎辰本也有些名,一次登台唱戏,唱了好半天,台下还不鼓掌叫好,王虎辰气极了,当即在歌词中加了一句:再不叫好,**些祖宗!一时运腔使气,高遏行云。台下果然全体起立,叫好声不绝,长时间鼓掌不止……
江青当年不让在中国放映安东尼奥尼的纪录片《中国》,我以为只有一个地方江青有她的道理,那就是这样一个镜头:当一个现代京剧的叫板陡起时,一头猪猛地支楞起它的耳朵——那叫板不是有两个高音么?被拍到的那头猪就用两只耳朵的先后陡然晃动对这两个音一一做了回应——我没有见过比这更准确的对位表达了,京剧深入人心的现代样板,一头迷恋京剧的猪。我以为江青肯定是看懂这个细节了,所以要下令不准在中国播放。
北京人讲等级,从服装、用具、房屋起就有严格的规定,而且一讲就多少年,“正确”到骨子里了。
封建等级制大概正是借用服装完成了对普通民众的束缚,麻衣褐布,只配永做受苦人,至清一代,入关的满族分为黄、红、蓝、白、镶黄、镶红、镶蓝、镶白八旗,更是以服御为别。凡带颜色儿的满人都可不事劳作,提笼架鸟,坐等俸禄,成为趴在劳苦大众身上的寄生虫,这是传统。
德行!瞧你这德行!时常听北京人这么教训外地人,似乎外地人都无德,而无德显然又是跟无能连在一起的。
德太重要了,重要到可以让“女子无才”,重要到公主、太监,名字里全都是德这样、德那样,这个字当然也很象形,如果是女人,像是坐在轿子里的,如果要往水缸里装,只能砍手剁脚;对于太监来说,不但看不出那里少了两点,反而还太过臃肿,所以,只能躬腰爬背,奴颜屈膝。
就在20几年前,你如果跟一个普通的北京人聊天,他一定还会这样说:哎呀,我个人算个啥?不是为了支援世界革命嘛?晚抱几年孙子也是值得的。
北京人的政治觉悟从来如此。
北京大概在政治里浸淫得太久了,抽不出身,转不过脑袋,你看看指挥交通的“协管员”,穿戴整齐,一招一式,走的都是英武的路子,配着口中的“指挥”口令,活脱脱一个不愿长大的红卫兵,而只有这等革命激情,才是支撑他们高人一等的幻觉。
革命激情在公交售票员的报站中也有部分遗留,当然,你不用给我纠缠说有些报站的纯粹就是老油子式的应付,因为根本听不清他口里呜里哇啦说的是什么,我说的是像化石一
样的另一部分售票员,报站时还采用的是“很有激情地朗读课文”,而且不仅是朗读,简直就是戏剧的说唱之一种。
常常都听外地人抱怨北京人的废话,我以为这是一种传统,就是热情加无聊造成的,所谓热情,是一种遗传,从关外带进来的,外地人嘛,到了汉人地盘来做主,总得显得大器些,难免就热情,至于无聊,那是因为吃也没什么好吃,玩也没什么好玩,所以,好不容易见着个可以说话的对象,能浪费吗?两方面这么一凑,当然就废话连天了。
北京人一边多废话,一边又偏偏不耐烦,根本不想对外地人或陌生人多说一句,嘟噜着嘴听不清报的站名,瞎喏喏不想给你服务的售货员,总之,他们既像是没有睡醒,又像是心如死灰,还像是积攒着一肚子坏水。总之,好像你前半生就欠着他一个什么宝贝,或者,他高贵得就一直等着你去惹他。
一个地方的废话是跟它的主持人数量相关的,这是我流浪多年发现的一个道理,到了北京就把这道理又上升为真理,因为北京的电视台最多,主持人也最多,都是一个职业,都要取悦观众,哪有那么新鲜的话啊?于是,只有废话不缺,而把废话说得好的就是明星。
把北京人说的北京土话去掉京味儿,就成为了普通话,可这样就没了京味儿,北京人可不愿意丢掉这个。听他们京腔京韵地说话,常常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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